▎延安南区的人民流行着两句俗话，他们说刘主任是他们公共的佣人，南区合作社则是他们全区人民的账房
▎我们需要在经济上有组织地联合起来。——成立与扩大我们自己的消费合作社——抵制商人的过分剥削
▎换句话说，出钱开店“东家”是我们，卖货买货的“顾主”也是我们，赚了钱还是分给我们，管理的权柄大伙社员都是一样
▎在和旧商人、私人合作中犯了迁就的毛病，不是把私人的商业变成合作经济，而是把有成绩的合作社经济向私人商业投降!
▎带路就不是一个人走路，如果带路人没有领着人走，而只是一个人走，那就不成为带路了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
毛泽东老照片
南区合作社在几年的锻炼中，成了真正被群众所拥护的合作社的模范——毛泽东
“刘主任是共产党员，是真正帮助我们谋利益的老实人”。
年2月，延安南区一位名字叫做方德元的老百姓不假思索地对《解放日报》的记者莫艾说：
“这是我们谁也不怀疑的。”
群众口中的这位“刘主任”就是发展合作事业的模范、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
他的威望不是偶然的，是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牢固建立起来的。
冬天里他穿着一件老羊皮大氅，不分风雪昼夜，经常在山区里跑着。每个月只有5天时间在总社里，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各分社和老百姓家里，对群众的态度和厚、谦虚。
莫艾曾和他同行过几天，几乎每一个人都和他打招呼，而且是亲热地招呼他。
那段时间，记者亲眼目睹了群众之中如果谁有了问题，都要来请教刘主任。
疾病、死亡、婚嫁和缺乏生产用的工具，都来请他帮助；
如果鸡子生了蛋，做买卖赚了钱，或者是谷子吃不了，怎么办呢?
那么谁也不会迟疑:“刘主任那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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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合作社创立伊始，从年2月到10月，它供给了该区群众日用品价值2万元左右，并且货价均较市价为低；
全年分红两次，每股股金5角，平均每次分得2角左右之红利；
因此在广大群众中有无上的信用，得到全区群众的拥护。
在群众拥护之下，股本与社员均迅速扩大了20%以上。
一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土干部，怎能有这样的创造呢?
这个困惑一直困扰着那位记者。
“秘密吗?很简单，只要真正能够为群众的利益着想，把合作社的业务和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这就是刘主任给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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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当年的合作社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在《论合作社》中指出：
“合作社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能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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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打破了过去各种不正确的‘学说’，也只有这种群众的学说，才能把生产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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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要什么合作社就办什么——这就成为了合作社工作的出发点。
模范的合作社都是以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的，不是只为了合作社本身图利。
经过年末，历时80多天的“边区高干会”（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统一了思想、经济建设走上了正轨。
于是，首先开始批判的，就是那种只为了本身赚钱的经营思想——“本位观念”。
这种错误思想，只为合作社本身打算盘，没有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当成第一要务，而是从盈余、利润的角度去挑三拣四，有钱赚的事就大办特办、没钱赚的事就推诿不干。
比如，安塞县五区某合作社，不做营业、生产，却储存硬币，投机取利。
他们采购了30匹布，半年内却仅仅卖掉20匹。
可见，为群众谋利的出发点早已被他们抛之脑后,合作社自然也被他们坐吃山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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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些不良现象就造成群众对合作社的反感，被呼为“活捉社”、“捉鳖社”，甚至认为没有合作社生活会更好。
再如，安定东区合作社,违法放账，本来资金就不多，而他们竟然放多元，以致资金周转不灵、营业萎靡不振，引起社员不满，终于关门，使合作社解体。
赚钱的方法有很多种，如果“唯利是图”，凭借投机取巧、囤积居奇、抬高市价、违法舞弊，哪怕赚来的钱再多，也是对人民群众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当年对此是坚决反对的。
历史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对这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合作社是不能取得后来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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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干部决定一切
在年之前，每次边区召开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时，各社的主任们大都照例带来三项要求：
“资金小，周转不开，请上级给投点资，请政府扩大股金”；
“人才缺乏，要高薪聘请一个能人”；
“干部的待遇要解决”；
如果会议上政府都给解决了，他们就心满意足地说:“会议开成功了”。
反之，如果会议上统统吃了闭门羹，大家就都很不满意，垂头丧气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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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当年曾把许多犯了错误的干部不加教育就放到合作社里工作,以致他们不安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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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衍生出了贪污、浪费的现象：
甘泉二区劳山合作社主任私自把合作社股金拿出开店肥己,以致引起社员不满；
安塞一区合作社主任、会计贪污达元；
安塞四区合作社会计贪污60元；
安定中区合作社主任贪污多元。
合作社的威信，就这样在这些地方的群众中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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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党和政府重新选派的都是讲政治、守纪律、懂管理、善经营的干部去办合作社。
他们真正明确政治方向，面向群众，依靠群众。
他们不是从包罗万象办起的，而是从具体的需要办起；
他们不是先从设立机关、总部办起，而是先从服务群众办起。
他们组织人民生产，贯彻民办公助，依靠群众发展，为群众谋利益。
他们是廉洁奉公、遵章守纪的，不贪污、不假公济私，不徇私情、又不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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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事——带路就不是一个人走路，如果带路人没有领着人走，而只是一个人走，那就不成为带路了
再聊一聊，边区纺织业中合作民营方面的另一个典型——安塞枣湾纺织厂的干部张瑞昌同志。
该厂于年春成立，股金是摊派的，工人是动员的,群众不拥护，工人不安心。
加以没有技术工人，没有管理工厂经验，因之，业务无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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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张瑞昌到该厂工作，就强调民办方针，实行自由入股，实物入股，自由退股，并且还帮助本县小型纺织厂及民办社的发展。
在厂内，他调整不称职的干部，倾听工人的意见，强调技术，注意控制规模由小大的逐步发展。
半年后就开始赚钱。
群众于每份股金分得40元红利后，就踊跃入股。
该厂出产的布，质量合乎标准，畅销安塞境内，大受群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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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帮助下，安塞先是成立了6个小型纺织厂，并且三、六、七区的3个厂也进行了筹备。
为该厂直接发花的纺妇有-人，可谓是带动集体走上富裕路。
枣湾纺织厂的成功业反映出了当时模范合作社的共同特征：
第一，冲破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
第二，打破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因此，日益被群众所爱戴；
第三，以公私两利的方针，成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
第四、根据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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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合作社在群众中怎么会没有威望？
一个没有办好的生产合作社——从惨痛的事实中，足以看到好干部的重要性
反观那些跨台工厂的领导干部，却不管具体条件，把摊派来的资金都砌了房子、制了机子，结果就因为没有技术工人，没有原料，没有流动资金而宣告垮台了。
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延安县高峁湾纺织工厂。
高峁湾工厂开办于年冬，由县府、工会投资30元，在合作指导局指导之下建立的。
原计划以纺织机60台、工人名，进行自纺自织。
年，即在高峁湾修房子20间，窑洞5孔，置纺机12架、木织机7架、弹花机1架、织袜机2架。
6月间，又并入白家坪私人工厂的铁织机3架、织袜机2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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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组织庞杂:
有正主任、副主任、会计、保管、工务科、总务科、工会主任等等；
以下又设织袜股、织布股、纺纱股、倒纱股、浆纱股、弹花股、毛巾股、织毯股等等。
50多个工人的待遇都是津贴。
年上季开工，先开织布机1架，纺纱机5-6架、织袜机2架；
下半年增开织布机5架，纺纱机6架，后因纺机产量太少，质量太坏，就停了工，工人解散。
到年底复工时，只有织布机5架、毛巾机2架、织袜机4架。
但因原料缺乏，又没有流动资金，乃包织财政厅的布。
领洋纱、棉花，织洋经土纬。
以后财政厅的纱停止供应，工厂欠财政厅洋纱24捆、棉花多斤，赔损很大，没法维持，政府乃决定将该厂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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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该厂赔钱的原因主要是:
1、大兴土木、随意建设。
开办时只有资金3元，却大修房子、制购机器，至年后半年，不动产即占去7万多元。
政府看到没有办法，又扩大股金8万元，随收随用。
到年底，又赔2万元。
以后包织财政厅的布，赚下来的钱也都垫了伙食杂费。
2、开始计划自纺自织，但盲目决策、缺乏技术，自纺未成；
虽在川口、姚店、鸟阳等区发动一些妇纺，但并没有明确的将纱的来源建立在农村妇纺上。
给财政厅织布，是勉强维持的办法。
后来原料缺乏，长期停工，但人员并未减少，开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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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人怠工、浪费，产量低、质量差、成本高。
织布工人拉空梭，听起来叮叮当当，实际上空来空去。
打纬工人不将纬管安紧，摇起来车轮转的很快。实际上是空转，上不了线。
倒纱工人把不好倒的纱任意抛掉，甚至把未倒的好纱放在凳子上当垫子，坐烂了就不能用。
还有个别坏分子破坏机子或藉口机子有毛病不上工。
开工的5架机子,经常要清两个木工修理。
至于技术工人都是外来的,排斥本地工人，自己不好好工作，也不教给本地工人。因此，24头的纺机，一天只能纺4、5两纱，还不好用或不能用。
织布机一天织2、3丈布，顶多不过4丈，有的在3个月中只织了15丈，平均一天织5尺布。
4、工厂主任是外行，缺乏管理经验，任人摆布。
人家说机子坏了，就请工人修；
人家说纱不能用，就不用，自己一满黑洞洞的。
工务科长和工会主任有技术，但和主任不团结，甚至鼓动工人公开反对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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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去管理合作社——来自历史的经验教训1
以下节录自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我们群众怎样来认识消费合作社》一文：
消费合作社既有这些好处，为什么有些合作社，就没有给我们去干这些好事?
同志们，是的，有些地方的合作社，过去是很落后的，这要怪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去管理它监督它。
你想一想，我们既然是股东老板，合作社里的事情，就要听我们的指示去办理。
为什么自己要放弃权利，不过问，专依靠政府去替我们管理?
政府的事情是那么的多，那里来的时间常去管理合作社，管理工作既抓不紧，如何能办得好。
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错了，我们应当很快的选出我们信任得过的代表，再代表我们去选举可靠的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理事和监事)，去经常替我们广大的群众管理和监督我们自己的合作社。
如果办得不好，我们应当随时去纠正，或改选不称职的管理和监督人员。
资金倘若不够时，我们也应当随时增加。
总之，我们要把它办好，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自己去管理它?
这一点，必须要说明。
因为我们的合作社是广大群众的，动不动股东老板就有好几千，如果大家都去管理它，人多嘴就众，叫合作社的职员听谁的指示去做；
同时大家都去管，又形成了大家都不管，到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就没水吃了。
所以我们要推几个人，专一负责去管理、去监督，如果我们选出的人不负责任，我们可以另外推选可靠的人去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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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团结、利用、改造商人、同时培养自己的干部——来自历史的经验教训2
当年的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组织，为农民服务，但同时也在同中小商人合作。
在业务人才还很缺乏的情况下，这种合作对于经济建设是有利的。
我党明确表示：
“合作社是人民大众的，同时也是各阶层的。我们对愿意以自己的人力，财力或智力参加合作社，并做有益边区事业的各阶层人士，不是拒绝而是欢迎，特别是对贸易有经验的商人，和对地方事业热心的士绅，更在欢迎之列，并要切实向他们学习工商业的知识,团结边区的人力、财力、物力、智力来建设边区。”
这个政策，曾经在党政各级干部及合作社的干部中多次加以强调，并向广大群众及各阶层人士进行过反复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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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和这些商人或私人合作中，相关领导必须掌握得稳、必须贯彻党的发展合作社的方针。
在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个别地方在与这些商人合作的过程中却犯了迁就的毛病，加上思想上也存在单纯追求红利的观点，而这些人会做生意、能挣钱,于是个别领导便过分器重，对他们只注意团结而放弃了思想上的教育。
甚至有一个时期商人几乎掌握了全部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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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更加助长了他们的缺点，单纯追求红利的思想占了上风。
他们专门投机倒贩大生意，还从中大做其私人生意。
他们在生活上腐化，看不起群众。
因为对这部分人的迁就，同时我党又没有培养出更多的真正具备群众观点而又熟悉业务的人才，结果使合作社的业务方针逐渐发生了脱离群众的毛病。
例如，绥德义合镇有个王家坪纺织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有11名社员，他们各有一个儿子在这个纺织社学织布，为什么呢?
第一、他们是为了逃避兵役；
第二、是为了逃避负担；
这样的“能人”，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为了个人的私利。
刘建章同志在检讨到这个问题时说:
“近两年来和年以前相反，在和旧商人、私人合作中犯了迁就的毛病，不是把私人的商业变成合作经济，而是把有成绩的合作社经济向私人商业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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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社工作中，在注意与私人合作，团结他们而又改造他们，改造他们的思想、培养他们为群众服务的观点，同时又注意培养自己本身能够掌握和熟悉业务的干部。
这就是党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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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经济是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我党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把边区的广大农民群众、手工业者，以及数以万计的机关、部队和学校人员，组织起来，集中全民之力去发展生产、组织商品流通，调剂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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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战斗号召放在今天依旧十分的振奋人心:
——组织30万人的纺织，穿衣自给!
——每区一个铁匠铺，农具自给!
——每区一个医药社，人财两旺!
——每区一个信用社，低利借贷!
——每社一个货郎担,便利交换!
——办冬学、办黑板报、办小识字组，推广文化！
边区合作运动从抗战、建国的意义上来说，对于发展边区的经济，实现丰衣足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夺取最后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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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延安召开的许多重要会议，都要在主席台贴出一条标语，上面书写着——“为群众服务”
▎年9月，在纪念张思德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把“为群众服务”明确为“为人民服务”
▎所以，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阐明了党的出发点就是：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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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信源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资料。
参考篇目（不限于）如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读：
《我们群众怎样来认识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年
《刘主任》，莫艾，《解放日报》，年2月13日
《高峁湾工厂为什么没有办好?》，《解放日报》，年6月18日
《西北局关于贯彻合作社联席会决议的决定》，《解放日报》，年7月
《合作社联席会议总结报告》，高自立，年7月
《道路是曲折的》，张铁夫，年
《安塞枣湾纺织厂办得好》，《解放日报》,年1月8日
《目前边区合作社的方针问题》，陕甘边区政府建设厅合作科，年1月11日
《边区合作工作总结》，陕甘宁边区政府工合办事处，年12月
郑重声明：
本文所回顾的这段往事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请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理性阅读，切莫误解。
笔者无意于激发、引导各种不良情绪，更无意于影响、重构读者朋友们的心理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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