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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可资动员的资源极其有限。但在年至年间,边区老百姓的负担还是较轻的,一则因为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对地主负担、发展生产的措施,二则因为边区脱产人员的厉行节约,三则因为国民政府在此期间对边区有一定的补贴。
一、大生产运动的背景及开展
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力图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因为边区的脱产人员多,,两年,共征收公粮余担,年征收5万余担,绝对负担仍相当可观。农民负担渐重之时,中国共产党提出进行生产运动的设想。
年7月,八路军留守兵团决定开展生产运动,要求立即创办各种合作社,大量种植蔬菜,开磨房、喂猪、养羊,打草鞋,自己织袜、手套等。结果,当年留守兵团的生活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并证明了“抗战部队中开展生产运动的可能性”。
年2月2日,延安举行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提出:要解决边区万居民和4万脱产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
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做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发展生产运动4个方面的目的,第一条即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物质上的困难,并提出当年开荒60万亩,边区政府以下生产石粮食,军事机关部队学校生产石,中央机关生产石。
为了促进各单位种菜,李富春提出从当年7月开始普遍减发菜钱。2年生产运动拉开了大生产运动的序幕。据中央财政经济部调查,年一年中,边区群众开荒万亩,增收粮食20万担;4万在职人员的生产,平均保障了3个月的粮食,有的单位保障了10个月或半年的粮食。3年的实践为中共年面对因与国民党关系恶化而被停发补贴的严峻局势提供了因应之道。
年和年,是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困难,部队首先行动起来,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口号,要求各部队“以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物质困难”。
同年12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指示,提出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充实与活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必须实行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政策。为实现这一点,一方面要发扬人民的劳动热忱与生产积极性,“次则依靠边区党政军学全部在职人员,不妨碍工作战斗与学习努力从事集体的有效的生产,发展公营企业作民众的模范,与指导公营企业成为新式的国家资本与民间的集体资本及私人资本结合起来互相发展的前途,就更健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指示从理论高度揭示了大生产运动的丰富内涵。
年12月,在国民政府正式停发补助后,陕甘宁边区政府“责成各分区各县,直到区乡的党政军(保安部队除外)民教,一九四一年除粮食仍由公粮供给外,其余一切费用(冬夏衣被毯费亦在内)统统自给,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机关部队就近(留守兵团在直罗镇、旅及直属队在南泥湾和延安附近)立即加紧夏耕,保证全年蔬菜油料和肉食自给,各机关部队每人须割干草、马兰草等造纸,整理公营商店,取缔投机操纵黑市取利行为。
延安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但边区农民的负担仍较抗战初期为重。年,农民交公粮9万担,年20万担,年16万担。为此,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强调应实施“仁政”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
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二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
二、大生产运动的总体成果
年后,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都取得较大收获。晋冀鲁豫边区年秋到年春,军民开荒33万亩,增加细粮16万石。副业方面,年收获山蚕价值万元,出口药材万斤以上。
工业方面,纺花织布万斤。八路军总部制定颁布“滕杨方案”,规定凡年生产3个月粮食者,公家只收80%,其余作为单位完成生产任务的奖励;从事手工业生产者以工资折合交足3个月粮食和全年菜蔬者,自得70%,余归伙食单位;在规定数内节约之办公用品,按市价公8私2分红;提倡私人积金,准许私有。
山东根据地年垦荒34万亩,军队常费全年减发9成,机关减发3个月。年,发出关于生产节约运动的训令后,生产取得更大成绩。晋察冀边区年扩大耕地42万亩。年运动扩大,部队机关生活改善,少征公粮2万石。晋绥边区年扩大耕地75万余亩,增加细粮16万大石,棉花万斤;煤产量增加到万斤,铁产量增加到万斤,纸增加到令。
苏北军民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其中,新四军第3师第8旅,半年生产蔬菜5万斤,其中旅长张爱萍1人生产千余斤。在淮南,新四军第2师师长罗炳辉以旅作榜样,要求将路东、路西的荒地变成第二个“南泥湾。淮北军区洪泽湖水上部队年11月的10天中割芦草捆,织大菔条,价值元。
三、农业方面的成就
大生产运动大大改善了各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形势,也培养了自力更生的精神、与群众打成一片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大生产运动全面推广的同时,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也在陕甘宁和其他各地蓬勃开展起来。
在陕甘宁边区,内战时期的苏维埃政府曾组织过“劳动互助组”、“耕牛合作社”、“优红代耕地”等劳动互助团体。年到年,“劳动互助社”等新式劳动互助组织不被群众理解,而“机工”等民间互助团体则自发地流行。
年底,中共西北局把组织劳动力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毛泽东在《关于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讲话中提出要在农村发展集体劳动。于是.年后,边区的劳动互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年春耕,在关中、延安和陇东3个分区,共有“变工”个,劳动力81人;“札工”和“唐将班子个,劳动力人;集体开荒队75队,劳动力人。年夏耕,劳动互助团体更为普及,如陇东的锄草“变工”参加者达人,占全区劳动力的33%;安塞县的“札工个,劳动力人,变工”个,参加者人,共占全区劳动力的80%。
秋收中,又有30%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劳动互助。在发展中,传统的一些劳动互助方式如“夥种”、“夥格牛”、“唐将班子”等扩大了实施范围,改进了组织方式,一些新型的互助方式出现了,如变工修埝地、变工修水漫地、变工修水利、变工运盐、变工打盐、变工进行农事准备工作等。关中分区还兴起“义仓运动”:即将村中集体垦荒地作为义田,收获粮食归义仓,荒年或贫户无粮时可向义仓借用,丰富了劳动互助的内涵。
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运动渐入高潮之时,毛泽东在年10月作了《论合作社》的著名讲话,他说:陕甘宁的劳动互助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但人与人的关系变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他还提出:“合作社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篇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劳动互助运动的意义和前景。
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合作运动,成为其他各根据地的模范。
在冀鲁豫,“在灾荒严重时,开始学会,组织起来,开展生产运动,实行变工互助”。据7个专区不完全的统计,参加变工队的人,组成个队。参加互助组的人,组成个组。晋绥根据地参加劳动互助的人,占劳动总人口的37.4%。晋察冀参加劳动互助的有人,占总劳动力的9.8%,山东参加劳动互助的占总劳动力的20%。
四、工商业方面的成就
各根据地中,首先是陕甘宁有自己较为完整的工业。公营工业方面,年前,边区工业日用品主要依靠输入,公营工业仅余职工。年开始,工艺实习厂、石油厂、难民纺织工厂、造纸工厂、工具工厂、皮革厂及神府、陇东两纺织厂等创办起来。年,国民党开始封锁边区,促使边区工业加快建设步伐。制造肥皂的新华化学厂和后勤部制药厂成立,安塞、固临、延长等地建立了纺织合作社。
年,华寿俊用马兰草造纸成功;毛纺织业开始起步了;玻璃和染料工业开始准备。这年,厂、社增加到33个,职工约千人。年,随着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加紧,边区工业迅猛发展,有各类厂社90个,职工约人。但这时的工业生产有一定的盲目性,一些工厂的运转情况较差。年,通过整顿公营工厂、采取进口壁垒和政府订货扶持私营工业发展的政策,边区工业获得稳步发展,纺织、造纸工具已能全部自给。
这年10月,还发动了赵占魁运动。年,公营工厂增加到82个,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取得显著成绩,石油、军火、通讯器材、玻璃等工业业绩不俗,“这些成绩和成就,给边区工业的发展建立了自给的初步基础”。轻工业中的纺织、造纸、印刷、肥皂、火柴等或产量大量增加,或从无到有。
边区工业的发轫和发展贯彻了“自力更生”的方针,但外部援助亦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资金方面,年国民政府曾拨款10万救济边区灾荒,其中5万元用于办难民工厂。同年,行政院赈济委员会也提供10万元,被用于办厂。一些国际友人亦有帮助。其次,是办厂人员和设备。沈鸿抗战前在上海拥有1家机器工厂,年2月,他带7名工人和10余台机器来到延安。另外,从事防毒面具制造的钱志道、原在招商局工作的陈振夏等来到边区,“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合作社工业是陕甘宁边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年4月,在路易·艾黎等主持下,“工合”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成立。成立之后,收到大量捐款,年为元、年为元,另从设在宝鸡的西北办事处每月得到元作为经费。用这些钱,设立了油灯工业合作社、延长纺织生产合作社、固林纺织生产合作社、安塞纺织生产合作社、团结毛纺工业合作社、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光华制药工业合作社、瓷窑工业合作社等等。
当然,工业合作社中也有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组织的,像当时著名的从事纺织生产的南区合作社。
除合作社外,尚有私营手工场和家庭手工纺织业作为边区工业的助力。以织布业为例,另有材料显示:年边区只有1家公营工厂,工徒人,织机23架,年产大布匹;纺织合作社有2家,工徒25人,织机8架,年产大布匹;私营工厂6家,工徒人,织机52架,年产大布匹;当时家庭纺织部分开始恢复,产量尚小。
年,公营织布工厂有较大发展;织布合作社、私营工厂及家庭手工业也随着发展,计有织布合作社37个,织机架,工徒人,生产大布匹;家庭及私营工厂织机架,男女职工人,生产大布匹。连同公营工厂所产,共计302匹。
合作工业在年产量上增加了15倍,家庭织布业在总产量中则占据65%以上。这说明一个问题:“公营工业并不排挤小工业,相反,它们是相依为命的。”生产合作社、私营工厂及家庭手工业是边区工业的助手。”抗战之初,国民党尚未封锁陕甘宁边区,故边区的商业最初处于自由贸易状态。
但公营商业得到较多支持。承担管理和经营双重任务的“光华商店”负责采购物资以供需要,到年,“光华商店”商品流通额达余万法币,年达0余万法币。年5月,边区政府决定“光华商店”“实际从事输出输入贸易,调剂物价,保证机关部队的供给,帮助各工厂购买原料,推销成品”,并要求“各机关部队亦须爱护与帮助光华商店”。
年后,边区为克服经济困难,许多机关单位都办起了商业,像中央军委系统的西北商店、西北莱店等,边区政府的鸿太号、安太号、大兴号等,中共中央系统的中和、新生、中大等,公营商业的规模更形壮大。在这同时,中共加强了对公营商店的领导,要求每一个市镇有3个以上公营商店的,必须组织“公营商店联合会”,并组织党团。
在这样的管理之下,年边区的输出总值为310万边币,输人为159万元,出超非常明显。
与陕甘宁相比,其他根据地的工业比较薄弱。诚如晋察冀边区的:“公营工业,除少数试验场所外,均为军需工业。”这和根据地始终面临迫切的战斗任务有关。在晋冀鲁豫,设在韩庄村的八路军司令部修械所生产步枪,八路军柳沟铁厂生产手榴弹。后又开设或扩建军工部1至4所和柳沟铁厂、复装子弹试验厂、炸弹厂、机器厂。
晋察冀开始设有第1、第2、冀中修械所和晋察冀边区制造所,年4月成立军区工业部,下设8个连。晋绥根据地先是设有第师修械所、工卫旅修造所、晋绥分区第8分区修械所,后又成立晋绥军区修械厂和晋绥军区第2兵工厂。
相形之下,各根据地的商业要比工业发达。淮南根据地典型地反映了根据地商业的面貌。淮南根据地年成立“利华贸易公司”,“利华贸易公司组织根据地的商品流通,控制一些重要商品和军事物资,处于商业领导地位”。
淮南与各根据地的贸易往来主要是以物易物,比如,苏北根据地用盐换淮南的飞马牌香烟。商人们组织在“商业抗敌协会”中,根据地“积极鼓励商人通过他们自己的进货渠道和关系,购进根据地需要的商品,输出根据地需要输出的物资”。“在接近日伪区的边缘区,因易于走私资敌,商人就需要有群众团体及政府机关的证明,才能在内地运销,以防止走私。
内地粮食一般不准出口,只有在军民供给有余,出口又能换回军民所必需的工业品的条件禁运粮食到敌占区,可以狠狠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企图。
五、金融财政方面
除陕甘宁根据地外,中共各根据地成立之初,财政较为混乱,很多地方系按过去的钱粮册征收,殊欠公平。随着各地政权建设初具雏形,作为其他诸项建设的基础,财经建设立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年1月,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财政问题决议案》,要求在战时的财政调度中,募集公债、偿还旧债、征收遗产税等新税、增辟公共企业收入、建立边区关税、没收日寇汉奸的财产,征收特种消费税、紧缩公务费、征收动产超过税、举办人民救国基金或救国储金、发行纸币。在战时的财务行政中实行统一财政收支和公开的预决算制度。随后,实施了“合理负担”办法,即按照累进原则对村民的收入征收一定费用,也有根据土地的占有面积和好坏来确定负担的。
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重申须建立财政制度,在税收方面,对非必需品和奢侈品课以重税,做到根绝,而根据地内非必需品,征以低税,以利输出;田赋附加一般不得超过正赋的1/2,货币政策方面,要求建立银行、发行钞票,排挤杂钞,保证信用,防止把无限制地发行钞票作为解决经济困难的惟一办法。
晋察冀的财政金融建设在敌后各根据地中是较早而较完备的,许多重要措施也是其他根据地的范本。山东根据地在经历最初的混乱后,于年前后开始财政统一收支,年12月出台《公平负担暂行办法》,并颁布粮票制度。
在实行过程中,修正了让地主负担过重的“左”倾政策,将负担人口扩大到80%,负担重的地主的纳税水平降到50%,年,山东实行新的“救国公粮”办法,以年产量斤为起点,50斤为一级,累进征收。游击区按1/3实行。
山东还通过管制贸易和货币斗争,达到了驱逐法币和其他货币、获得军需品和必须品的目的晋冀鲁豫边区在“冀太联办”成立前,军队薪饷靠国民政府拨发,吃粮靠就地供应,各地筹粮筹款采取“合理负担”,主要由地主富农负担。年后,“合理负担”变为累进税,要求负担面达到80%左右,人民平均负担率一般约占其收入的15%,最高不超过总收入的30%。
军队的生活费是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根据地乃规定脱离生产的军政人员一般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3%,最高不超过4%,一方面厉行节约,一方面开展大生产度过难关。年后,边区实行统一累进税,次年,游击区等也比照实施。
抗日根据地财政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满足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各根据地成立之后,先后开办银行,发行钞票(通称抗币)。
晋察冀边区年3月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币,规定为本位币。山东根据地年8月成立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晋冀鲁豫开始成立上党银行,年10月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年1月,冀南银行与山东北海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和晋西北银行实行沟通。冀鲁豫年筹建鲁西银行,发行鲁西币。
年5月成立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货币。华中各根据地亦建立银行,发行货币。苏北区有盐阜银行,淮南有淮南银行,皖江有大江银行,苏中有江淮银行,淮北有地方银行,鄂豫有建设银行,另有淮海地方银行、惠农银行、浙东银行、江南银行等等。
其中,盐阜银行发行的钞票被认为是当时全国“信用最好的货币。根据地建银行、发货币的用途很多,比如贷款扶持工商业和农业,促进贸易和流通,但战争环境下主要的作用是为边区提供可挹注的资金。
根据地开银行、发货币前后,国民政府的法币亦在流通之中。
各根据地采取的是驱逐日伪货币和地方杂色货币、维护法币、与法币同时流通的政策。如苏北根据地号召沦陷区居民使用法币;动员根据地人民用法币去沦陷区抢购物资,使敌占区人民大量持有法币,让法币占领贸易市场;与沦陷区实行以货易货,防止汪伪抛法币到根据地抢物资;在根据地暂时收回法币,发行以法币为基础的边币,等等。
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和法币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根据地开始对法币采取限制政策,而扶持抗币发展。像苏北,将1元的新抗币作为法币5元发行,停用中国农民银行票,对其他法币明确限用,即对中央、中国、交通银行的较旧法币8折使用。
至于抗币,对商人,要求用抗币交税,对贷款,要求归还抗币,并提前准备“上忙”土地税的征收,使民间对抗币需求趋旺。当然,此时,法币相对伪币为害为轻,根据地的主攻目标是伪币,为此,苏北根据地在中心地区没收伪币,在游击区减小酌收伪币的范围。同时,一面降低伪币对法币的比价,从1元伪币合法币1元4角降到合法币5角;一面计划“以伪制伪”,吸收相当数量的伪币后集中抛出,打击伪币信誉。。当然,这段时间货币斗争的主动权也并不全掌握在根据地手中,有些环境较为险恶的根据地。如苏南在年根据地遭受“扫荡”、汪伪“中储券”占领市场时,也曾经从限制法币退回“保法排伪”;盐阜区在年冬年春日伪“扫荡”时,“法币几乎成为唯一的流通工具,抵御着伪币。
到抗战后期,随着根据地军事政治形势的好转,根据地货币金融斗争已取得优势。杂钞早退出舞台;日伪货币退到极有限的区域与法币争夺,根据地亦动员人民将伪币换成抗币,“或向沦陷区购存物资”;法币则面临根据地各种抗币的攻势。
盐阜根据地年6月公告其新抗币与法币比价为1比50,抗币为根据地的本位货币,法币仅6种可以流通。当年9月,又宣布6种法币逐渐退出流通。华中各根据地随之规定各自的抗币与法币的比价为1比50。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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